文：罗义昌律师 天津康诺律师事务所
裁判要旨：国家机关在用工问题上受到政策限制，招用的劳动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，一般按照劳务关系或其他关系处理。
案情简介：2015年5月1日开始，彭某作为商会会长，代表清华电商天津同学会(商会)，与天津市某办事处（以下简称办事处）签订合作协议，帮助办事处完成招商引资任务，其招商工作有商会成员团队协助，其在天津市河西区××道的办公地点为其自有产业。
根据双方提交的彭某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、办事处工商银行交易回单，办事处自2015年6月26日至2016年12月6日共向彭某汇款17笔，每笔汇款均为5,000元(其中有一笔为15,000元)，办事处的汇款摘要均备注为招商顾问费。
2024年9月23日，彭某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仲裁委）申请仲裁，请求裁决确认双方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关系。
2024年10月31日，该仲裁委作出裁决，驳回彭某的仲裁请求。
彭某不服，诉至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一审法院）。
后双方诉争至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(以下简称二审法院）。
庭审中，彭某认可办事处并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未为彭某缴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，但彭某主张与办事处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。
彭某提交的其个人社保清单显示，彭某2015年5月15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其个人社保账户无社保缴纳记录。
另，办事处提交了其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，显示其单位性质为机关。
裁判结果：
一审法院认为，国家机关在用工问题上受到政策限制，招用的劳动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，一般按照劳务关系或其他关系处理。办事处的性质属于国家机关，彭某虽称与办事处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办事处不予认可，对此彭某也不能提交证据，双方也未实际签订劳动合同；彭某也未按《机关、事业单位增人计划卡暂行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通过录用、分配、调动等程序成为编制内人员；彭某主张与办事处形成事实劳动关系，但鉴于办事处国家机关的性质及特殊性，彭某、办事处间劳动关系的建立应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准，事实劳动关系并不适用彭某、办事处之间。故，彭某既不能证明系通过招录成为编制内人员，也未与办事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办事处亦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彭某要求确认与办事处2015年5月15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存在并已建立劳动关系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二审法院认为，争议焦点为：办事处提出的仲裁时效抗辩能否成立；如时效抗辩不能成立，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。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。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，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，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，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。从中断时起，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。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，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，仲裁时效中止。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，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。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，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；但是，劳动关系终止的，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。”仲裁时效的起算，以权利人的权利客观上受到了侵害、且主观上已知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为构成要件。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，有利于尽快解决劳动争议，以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，而怠于行使权利则可能使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救济。本案中，彭某于2024年9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，主张在2015年5月15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与办事处构成劳动关系，办事处提出仲裁时效抗辩，彭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时效存在中断或中止的情形，因此，彭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，本院对彭某确认劳动关系及索要劳动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。彭某的第三项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请范围，法院不予涉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