裁判要旨：用人单位制定的《职工安置方案》经过民主程序并已告知劳动者的，对劳动者具有约束力。
案情简介：
刘某于2007年11月入职天津某发展有限公司处，从事软件开发岗位。
2021年10月15日，公司出具《职工安置方案》，主要载明：
一、工作背景。因公司经营不善，人员流失，长期欠薪，资不抵债，已成为“僵尸企业”，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，在参加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、银行信贷、对外合同签订等方面依法被限制或禁入。公司已经不具备发展能力，无继续存续的必要，且因现有劳动关系的束缚，也制约着员工的发展。因此，公司决定解散并依法进行职工安置。
二、劳动合同关系的处理。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五）项关于“用人单位提前解散，劳动合同终止”的规定，依法终止与全部25名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，并依法发放经济补偿金。公司积极协助职工办理社会保险、档案转移等相关手续的办理。
三、拖欠工资的处理。公司自2019年初停产停业，据此按照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全部25名员工补发欠付的全部工资（其中：2019年2月至2021年6月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,050元，2021年7月至今的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,180元），补发工资至2021年10月。公司自2019年2月至今一直为所有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并已垫付职工应负担部分。故而，对于职工应负担的社会保险部分在向职工发放的欠薪中直接扣减。
四、经济补偿的处理。经济补偿金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执行，依照每名职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，按照劳动合同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计发经济补偿金。
刘某对《职工安置方案》有异议，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，因此未与公司签订《离职协议书》。
2021年10月22日，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向刘某送达《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
2021年11月5日，刘某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公司支付其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314,490元。
2022年2月25日，该委裁决公司支付刘某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35,148.55元。
刘某不服，诉至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（下称“一审法院”）。
后双方又诉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二审法院）。
庭审另查明，公司制定了《职工安置方案》，并就职工安置召开了职工大会。《职工安置方案》除本案刘某在内的3名职工外，其余22名员工均认可《职工安置方案》的内容并与公司签订了《离职协议书》，该《职工安置方案》经过民主程序并已告知刘某。
公司已为刘某缴纳社会保险至2021年10月，其中刘某个人每月负担部分为1,000.65元，公司未予代扣。
裁判结果：
一审法院认为，刘某主张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，公司不予认可，同意在扣除刘某个人负担的保险费用的基础上支付刘某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。经审理，公司对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制定了《职工安置方案》，该安置方案刘某虽称不知情、不认可，但该《职工安置方案》除本案刘某在内的3名职工外，其余22名员工均认可《职工安置方案》的内容并与公司签订了《离职协议书》，该《职工安置方案》经过民主程序并已告知刘某，对刘某具有约束力。据此，公司应支付刘某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35,148.55元。刘某主张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。
二审法院认为，公司制定了《职工安置方案》，并就职工安置召开了职工大会，其中22名大多数员工认可《职工安置方案》并签订了《离职协议书》，根据按劳分配原则，结合员工出勤情况，《职工安置方案》约定的补偿标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公司应支付刘某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35,148.55元，位于合理范围之内，并无不妥，法院予以维持。